【編者按】隨著數字中國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數字生活與數字文化的中涌現的新問題日益增多,近年網絡上出現的關于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以及網絡游戲原罪論的爭論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確理解、看待這些新問題,便成為擺在社會各界面前的一道難題。且不說農村青少年網游成癮“重災區”的說法需要足夠的數據支撐,農村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本身有其復雜的社會原因,把轉型期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歸罪于網絡游戲,不僅有失偏頗,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數字生活已經成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視其為洪水猛獸、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廢食。正如人民日報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網游 妖魔化網游不理性》中認為,沉迷游戲的危害不在于“游戲”,而來自于“沉迷”。我們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網游。對于網游成癮,嚴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確的態度,社會、家庭、網游公司以及監管部門各司其職,尤其是盡快解決留守兒童背后的社會問題,恐怕才是正途。在最近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互聯網研究中心主辦的“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現狀、問題與引導”圓桌會議上,來自中國農業大學、復旦大學、東北師范大學、上海大學、上海社科院、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對這一話題做了深度交流與研討。現征得主辦方同意,將專家們的發言精要刊發于此。以下是上海師范大學期刊社社長何云峰的發言《關于留守兒童游戲成癮問題的研究反思》精要,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公眾號。

精倫 家庭多媒體中心_右而左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_家庭教育精要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留守兒童的問題是社會和學界都非常關心的話題。但不同時間點人們對留守兒童的關注點不同。留守兒童的網絡成癮問題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是因為最近世界衛生組織把游戲成癮列為人類疾病之一,研究者對留守兒童的游戲成隱問題的關注興趣便有很大的提高。筆者以為,研究者對留守兒童的游戲成癮問題的關注,體現了其對留守兒童現象的現實關照,非常值得肯定。不過,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家庭教育精要,研究者對問題的關注應該不同于社會大眾的關注,更不同于新聞媒體的關注。研究者需要用更加嚴謹的態度對待留守兒童的游戲成癮問題。

愛好游戲與游戲成癮的本質差異

在研究留守兒童的游戲成癮問題的時候,研究者必須首先進行清晰的概念界定。不能把留守兒童愛好游戲跟游戲成癮混為一談。兒童喜歡游戲似乎是兒童愛玩的天性使然。所以,無論電子游戲還是真實的現實游戲,往往都對兒童有很大的吸引力。留守兒童也不例外,他們同樣會對游戲有天生的偏好。這可能是游戲跟童趣高度相關所致。盡管如此,兒童對游戲有強烈的愛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喜歡游戲跟沉溺游戲(游戲成癮)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游戲成癮是一種疾病,既有不同人群的發病率,也有嚴格的診斷標準。因此,不能輕率地把喜歡游戲的兒童都界定為游戲成癮。世界衛生組織(WHO)決定把沉迷游戲(俗稱游戲成癮)導致的“游戲紊亂( )”認定為精神疾病,并列入新版《國際疾病分類》。

根據WHO的界定,“游戲紊亂”主要是指持續或過于頻繁地玩游戲,包括網絡游戲和電子游戲。它主要表現為三個特征:一是對游戲行為本身無法自我掌控,在玩游戲時,無法控制起止時間、頻率、強度、時長和情境等;二是分不清哪些事情比游戲更重要,將玩游戲置于比坐其他重要事項和日常活動更加優先的位置;三是對游戲后果不能正確認知,明知過度玩游戲的負面后果已經顯現出來但仍然不能自我克制而繼續玩游戲。可見,WHO對游戲成癮的診斷是有標準的。世界衛生組織的界定給我們研究兒童的游戲成癮問題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

筆者以為,既然WHO有診斷標準,那么研究者在研究留守兒童的游戲成癮問題的時候,就應該首先根據這個標準慎重篩選成癮的留守兒童,然后對篩選出來的樣本進行深入的研究。這是研究者應有的程序。研究者切不可憑感覺去研究。如果簡單地觀察到“手機不離手”“不停打游戲”,就把留守兒童判定為游戲成癮,那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在已有的研究文獻中,筆者發現,存在著診斷不嚴,對喜歡游戲和沉溺游戲不加嚴格區分的情況。這樣的狀況應該值得研究者反思。

對留守兒童游戲成癮要做對照組研究

即使研究者所研究的樣本是經過嚴格篩查而確定的,研究者也要注意保持價值中立的問題。留守兒童因其特殊性,在語詞使用上就容易引起大家的同情。不過,在進行科學研究的時候,持有這樣的同情態度或者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則應該謹慎。因為這會影響研究者的價值中立性。如果概念本身沒有明確界定,加上同情因素,就很容易給公眾一種錯覺,似乎留守兒童因為留守而導致游戲成癮率大幅度上升。

毫無疑問的是,留守兒童的游戲成癮問題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但需要要做進一步的對照組研究。比如說,兒童留守農村跟兒童到城市里生活哪一個更容易成癮?或者說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在游戲成癮率方面有什么差異?這個可能要對照進行嚴謹的實證研究之后才能下結論。也許,在農村里生活兒童游戲成癮的比例未必一定比城市里高。不過,究竟如何,研究者應該嚴格篩選和診斷,并按照科學的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后,再做出可靠的結論。至少,應該把同年齡的留守兒童、流動兒童以及城市兒童相互之間進行比較研究。

對留守兒童游戲成癮的歸因研究要慎重

留守兒童游戲成癮不管比例對少,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在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的同時,進一步探索留守兒童游戲成癮的原因,十分必要。不過,任何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有復雜因果關系的。在歸因研究中,應該有嚴謹的科學態度,不可貿然臆測。

有的研究者在沒有對城市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孤獨感做對比研究,就貿然斷定留守兒童游戲成癮是因為農村的留守兒童過于孤獨所致,這是過于輕率的表現。根據筆者的研究,中國兒童總體上孤獨程度都高于西方國家。但我們沒有進行對比研究。因此中國的農村兒童和城市兒童在孤獨感上有多大差異,需要另外的文獻來支撐,或者做專門的研究加以判定。或許,兒童在城市里面可能更孤獨,或許在農村里面他們更孤獨,更或許留守兒童如果被父母帶到城市里面會更孤獨,因為父母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孩子在成立又缺少可交心的同伴。所以,需要先把兒童孤獨問題搞清楚,然后才能進一步深入研究兒童孤獨感跟游戲成癮的關系是否具有因果性。

也有研究者認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留守兒童的傳統游戲空間越來越少,被擠占掉了,所以這些兒童就會沉溺手機游戲。不過,這樣的歸因可能也是需要商榷的。實際上,城市里面也一樣,兒童的傳統游戲機會正日益減少,甚至消失。在城市里同樣也沒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傳統游戲。以往,兒童在城市的街頭鄰居可以玩游戲,現在也沒有地方玩了。城市的獨立居住和彼此追求生活個性化、私密化,導致鄰居間很少往來。除了家里鬧鬧玩玩,兒童的傳統游戲空間甚至比留守兒童更加狹小。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簡單地講留守兒童游戲成癮歸因為游戲空間被擠占。

當然,研究者們往往從多個角度研究留守兒童游戲成癮問題。除了歸因于孤獨感和空間擠占等因素之外,還有很多的其他歸因方式。筆者以為,這很多歸因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留守兒童群體不能因為游戲成癮而被污名化

從目前的新聞報道和研究結果報告來看,留守兒童游戲成癮有越來越嚴重的變化趨勢。不過,這種趨勢似乎跟城市兒童是有共性的,城市兒童也有游戲成癮上升的趨勢。因此,不應該完全怪罪到留守兒童本身身上。更多的可能要歸于游戲設計者過于注重游戲要想吸引、捕獲玩家。也就是說,游戲廠商會竭盡全力提高游戲的沉迷可能性。這就產生了矛盾:一方面游戲沉溺是一種人類疾病,另一方面游戲生產者卻要努力“制造”這種疾病。這跟香煙的危害性是一樣的。

正是因為游戲具有捕獲玩家的設計初衷,所以不管什么年齡,不管什么兒童,都有可能游戲成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過度地將游戲成癮和留守兒童聯系在一起,就既有可能對留守兒童“污名化”。對留守兒童污名化跟對獨生子女的污名化一樣,在缺乏很嚴謹研究的情況下,有的時候社會公眾、新聞媒體甚至專家和研究人員,都可能過于夸大問題的嚴重性。留守兒不能被污名化為廣泛的游戲沉溺人群,似乎每個留守兒童都得了沉溺游戲這樣的人類疾病。留守兒童有很多是積極向上的,他們在缺少父母關愛的情況下,大都能夠發奮圖強,自食其力,有所成就。

農村留守兒童如果真的統統到城市里面來,也未必對他們的身心完全有利,也可能會出現更嚴重、更多的問題。留守究竟比流動好還是壞,要去進行跟蹤研究、實驗研究、對比研究甚至干預研究。沒有這樣的基礎研究支撐和數據支持,妄自下結論,極有可能“錯怪”留守兒童。留守可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那是肯定的。現代很多研究證明,在父母監護不到位的情況下,有些問題必然會產生。但每個兒童究竟會出現哪些問題,如人際關系障礙,社會發展不充分,性格內向,責任感欠缺等等,則是要因人而異的。問題非常復雜。但是,在總體上留守兒童身上是不是積極的方面占主流,抑或是消極方面占上風,在沒有科學研究結論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應該片面加以指責。尤其是,媒體的新聞報道,更要注重這個問題。

總之,對留守兒童問題要有科學研究,不能簡單地污名化。許多留守兒童問題可能僅僅屬于個案,因此不應該將個體身上偶然發生的事情專家到留守兒童群體中去,以偏概全。不然的話,兒童在農村留守了幾年,就可能被輕易地當成妖怪來對待,那可能對留守兒童產生更大的傷害。過去家庭教育精要,我們對獨生子女有很多看法,持了不少偏見。結果“5.12”汶川地震中我們發現獨生子女并不是印象中的那樣沒有擔當精神,那樣懦弱。看來,對留守兒童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因個別的事件就把他們看成純粹消極的人群。不能對他們污名化,是我們的責任。

對留守兒童游戲成癮現象的研究方法要多樣化

留守兒童現象,在城市里也可能出現。城市實際上也有一部分留守兒童。只不過,人們更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罷了。作為研究者來說,可能我們對留守現象的研究方法要系統化、多視角,方法多樣化。要在多種方法視角的引領下深入研究之后,再進一步做價值判斷;在價值判斷基礎上,我們才能考慮做一些干預研究。這樣層層遞進,才能推動對留守兒童游戲成癮問題的有效解決。

從目前的情況看,很多研究比較多地采用的是個案研究法。但個案研究有很大的局限。在個案研究基礎上德出的結論必須慎用。觀察和訪談也是常用的方法,但很多時候我們的觀察太有局限家庭教育精要,我們的訪談也應種種原因可能不能客觀全面地反映留守兒童游戲成癮的本質特征。顯然,已有的這些常用研究方法還不足以把相關研究推進到應有的廣度和深度。我們需要多種研究方法并用。

例如,留守兒童、流動兒童以及其他很多群體相互之間有不少共同特點,他們都可能涉及到網絡成癮的問題。但是,這些不同群體之間網絡成癮也可能有特殊性,他們的成因不同,發病率也會有差異。作為人類疾病來講是有發病率的,這個發病率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我們現在還沒看到相關的數據。如果多種方法同時采用,通過統計學分析得到網絡成癮發病率,就會使研究成果非常精彩。

現在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流行的方法是用定性法和定量法相互支撐的混合方式對某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另外一種比較新的研究方法是做元分析。這兩類研究都屬于綜合性的多方法并用型研究。如果引進到研究留守兒童網絡成癮問題,我相信必定會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結論。以混合研究來說,我們可以先制定嚴格的兒童游戲成癮診斷標準,然后對留守兒童進行嚴格的篩查,找到真正的游戲成癮留守兒童,進行深入的訪談和追蹤研究,再進一步做干預研究。那樣一來,不僅研究會有新的發現,而且可能會給解決留守兒童游戲成癮問題找到有效的解決途經。

“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微信公號,本文原題為《何云峰|關于留守兒童游戲成癮問題的研究反思【留守兒童與網絡游戲專題④】》。圖片轉載自原文,非經注明,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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